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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风清月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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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副局长都说:“知道。”

    杨志远问:“怎么处理的?”

    “让城建局、拆迁办协商解决。”

    杨志远怒不可视:“这就是你们协商解决的结果,如此寒冬,让老人孩子几乎可以说是露宿街头,你们有没有父母?你们有没有孩子?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看看你们,一个个面红耳赤,正喝着吧,可当你们花天酒地的时候,群众却是饥寒交迫,你们喝得拿是酒吗,我们你们喝得是血。不要跟我解释拆迁补偿有规定,预算就这么多,只能这么干,一条环线公路,超支那么多,这超支的部分都用在哪了?喝到肚子里去了?还是装到口袋里去了?退一万步说,补偿就这么多,不能超标,政府不是新建有廉租房么,廉租房呢?都谁在住?奔驰宝马?你们就这样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群众为什么对政府失望?群众为什么对政府的不信任?就是因为你们,一群没有良心的东西。”

    那是杨志远到会通以后第一次发怒,会通市的官员还没有领教过杨志远的厉害,不知道杨志远最恨的就是这种只知道鱼肉百姓,视百姓如草芥的官员。杨志远随即指示房管局,着手解决两老一小廉租房的问题。

    那天到场的所有官员,都不用回去了,都在草棚里过夜,数星星,寒夜没有星星,那就喝喝西北方,喝酒喝多了,有必要醒醒酒,长长记性,体验民情,知晓疾苦。邵武平、邝文韬留下,在车里监督。局长主任们带来的车,杨志远带回,顺便安排老人住政府的招待所。

    喝完西北方,这就完了?自然不可能。局长副局长主任副主任第二天哈欠连天,鼻涕直流,哆哆嗦嗦地回到单位,打击接踵而至,先是信访局局长副局长被免职;市委常委会通过了腾澜对拆迁办副主任立案调查的提议,市拆迁办不久之后从主任到科员被一窝端;时隔一年,杨志远一拍桌子,市城建局副局长刘平瘫倒在地,这次不用住草棚,与拆迁办的主任副主任于监狱相会。

    毛世轩就是那时候兼任信访局局长的,原来只是市委副秘书长、群工部部长,只管市委那边的信访,从那时候起,市委市政府两边的信访都归其管。

    杨志远批示事涉群众疾苦的群众来信,从不含糊其词。画个圈,打个勾,签上杨志远,目的不明确,相关的部门肯定会能拖就拖。杨志远的批示从来都是“转某某同志处理!”点名道姓。不仅如此,市长工作繁忙,每天的批示形形色色,一二封群众来信,批示了也就批示了,时间一久,哪里还会记起?为免相关部门钻空子,杨志远安排秘书一科的两位同志专门负责,但凡批示过后的信件都会登记在册,处理结果反馈意见都会有所说明,为免官员欺上瞒下,还会有专人给群众打电话,核查落实,如此一来,谁敢不把杨志远的批示当回事。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时间过长,也可能问题比较复杂,需要详加了解,不能随便批示,这时候就有必要把毛世轩找来,说明情况,再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杨志远曾经与毛世轩就群众有问题有诉求不找信访局,喜欢直接找书记市长反映问题的现象有过交流:其实群众信访,涉及的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基层官员本着务实的工作态度,此类问题早就可以解决,根本就用不着上信访局,也用不着给书记市长写信,究其原因,还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的问题。为什么上访人认为遇上事情找信访局没用,只有找书记市长才行?这是什么问题?其实这就涉及体制的问题,由于体制的原因矛盾被集中化、政治化了。老百姓不是傻子,知道书记市长一批示,什么问题都好解决。所以他直接找书记找市长,这反映了我们体制的特点,上级集权和个人集权。现在越级上访多,是我们执政系统的特点反映到基层社会里去了。因为这个特点,一件很简单的事,本来应该通过行政体系日常运作来解决的,最后变成通过政治压力来解决,被政治化了;本来在分散的不同部门能解决的,结果都弄到书记市长这里来了,被集中化了。这就又牵扯到了基层扩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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