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听傅作义的建议也无妨。
在梁忠甲的军部作战室里,陶蓉指着地图向宋哲武介绍起傅作义的设想。
“傅作义认为,在鄂而浑河西岸地势平坦之处围歼西路苏军,固然有易于我军歼敌的优点。可是。鄂而浑河西岸距离中路苏军过近,中路苏军救援方便,阻援部队的任务会十分艰巨困苦。”
“况且,即便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地点围歼八万苏军,宜生认为,没有半个月以上的时间也不可能做到。这期间担任阻援的部队,在苏军两面夹击之下,伤亡很大到不必说,能否完成阻敌任务就很难说了。很容易出现我军几十万人和苏军中西两路近三十万人混战的局面,那样,战局势必会发展成决战态势,这对我军十分不利。”
和苏军进行决战,第四路军不会占到任何便宜,宋哲武虽然对自己的部队很有信心,可还没有到自大的地步,第四路军的实力远远没有达到苏军的水平,这一点他是有自知之明的。现在进行决战,那可是布柳赫尔最愿意见到的局面,陶蓉继续介绍道:“宜生以为,最关键的还是,即便我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歼灭西路苏军,伤亡也会十分巨大,我军主力那时很可能会无力再战。”
“那时,虽然歼灭八万苏军,却无法守住北蒙。在战役上实现胜利,却在战略上失败。”
“在战役上实现胜利,却在战略上失败。”这句话给宋哲武震动很大。
宋哲武虽然是穿越人士,可并不代表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就要比这个时代的人要强,他并不是全才,这一点他自己十分清楚。甚至在前世,他也不是一位精熟于纸上谈兵的军事爱好者。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仅仅来源于这个时代真正的“宋哲武”的记忆和几年来的耳濡目染及实践,还有前世众多的经典战例。
杰出的军事才能,不仅不可能,也绝不会来源于教科书,而是要看个人的悟姓和灵姓。比如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通过在大别山几年的战争实践,徐海东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往往与敌人一接火,就能判断出对手的兵力和火力情况。他在皖西葛藤山和围剿的[***]作战时,曾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自己仅牺牲7人,伤30人,创造了100:1的惊人的战损比。
被俘的[***]师长柳树春对徐海东此役的指挥佩服不已,当面问徐海东:“你是黄埔几期?”
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徐海东此话不假,他除了在叶挺任团长时,在第四军第三十四团当过几天代理排长外,所有军事指挥方面的经验,均来源于他回大别山后的游击战。是完全靠他自己超常的灵姓和悟姓,才得来的。
极为善战的徐海东,曾被蒋介石开出了最高赏格,悬赏25万大洋要徐海东的人头。毛太祖称其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而国民政斧的蒋委员长则痛斥其为“文明一大害”。这些都足以说明徐海东的分量。
宋哲武很有自知之明,因为他有比别人多了近百年的历史积淀,在战略上,他并不输于这个时代的人杰,可在战术上他就要差得远了。高超战术的运用,那是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果断的随机应变能力的。
在这个时代,国共两党都出了很多优秀的军事家,而傅作义无疑就是其中一位。只要是出于公心,傅作义的任何建议,理应得到他的重视。
“傅宜生的具体想法是什么?”
宋哲武这一问,让陶蓉和李文田都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对于苏军的猛烈火力,不仅没有和苏军交过手的陶蓉在太原制定作战计划时无法想象得到,就是参加过满洲里大捷的李文田也没有想到,这次苏军才把真正的实力展现出来。
满洲里之战,苏军完全没有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放在眼里,军事准备并不充分。可是经过满洲里大败后,苏军上下都对中[***]队有了新的认识,因此这次进攻北蒙的军事准备相当充分,虽然这些部队还比不上苏军在欧洲部分的精锐,可在火力和战斗力上也要超出中[***]队一大截,完全是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
陶蓉在视察了北蒙战况后,也感觉到了他制定的计划有些不妥。在仔细研究了傅作义的建议后,他在心里已经完全认同了傅作义的新建议。
陶蓉指着地图说:“宜生的建议是,放弃在鄂尔浑河西岸围歼西路苏军的计划,放西路苏军南下,把战场设在博格达山南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