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公司是世界上最肯出钱的一类公司。
自上而下的数,从辉瑞制药到莫桑比克贝拉制药厂,有一个算一个,在宣传营销、政府公关和法律安全方面的开支,都在各行业的前列。
简单来说,越是利润丰厚而名声不好的企业,就越需要大笔的额外开支,来维护本已崩溃的形象,保护脆弱的生态链,例如军火商、能源企业或者制药公司。
另一方面,公司的规模越大,跨国跨地区的程度越大的,也越是需要投注资源于其中。
可口可乐为什么愿意支付十数万美元给杨锐,做一个并不在他们计划中的投资?因为在他们的营销企划中,花费十数万美元而开一次会,做一个项目,实在是太平常了,即使是中国区的可口可乐公司,在找到合适的项目的时候,也愿意开销大笔的现金。
某些时候,这样的跨国公司会支付数万美元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学者,以换取他的“仗义执言”,或者干脆就是一次面向不在乎人群的演讲。来回的头等舱机票与酒店费用,再加上讲课开支,足以令人咋舌。
制药公司的气魄就更大了。
当一家公司,平均每年要为各类诉讼支出数千万美元的时候,他们在维护关系方面的大方,比一家普通工厂的全年产值还要多。
有时候,为了一场关系到新药游说,制药公司能从口袋里掏出上亿美元来。
阿斯特拉也是世界有数的原创药公司,每年向瑞典政府缴税无数,一年卖药卖出来的营业额动辄数百亿元。
对这个级别的制药公司来说,他们首先需要关心的要点,就是药品的研发和新药的上市。
其实,比起小型药品公司来说,大型制药公司的研发能力不见得更强,他们最习惯的方式,仍然是购买小型制药公司的专利,并运用自己强大的营销能力和政府关系,将药品推介出去。
但是,药品专利仅仅是药品研发的一个环节而已。
到了阿斯特拉的程度,他们不仅要关心有什么新药出来了,他们还要关心,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新药。
能做什么新药,取决于基础医学的开发和倡议。
例如G蛋白偶联受体,就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新药源泉,一度有50%的新药,是在G蛋白偶联受体方面发力了。
阿斯特拉自然不甘于人后,对于杨锐递过来的橄榄枝,他们一把就给拽住了。
大型制药公司这样的企业,根本不怕你提条件,身在瑞典的制药公司,更是如此了。
杨锐不是第一位对诺奖有兴趣的生物学家,也不会是最后一位。
在当日简单的制药厂参观后,不用杨锐或者周英耀招呼,负责行程与介绍的阿斯特拉官员,就找了过来,道:“杨锐先生,听说你们中国大使馆,要举行一场晚宴。我已经报名了。”
“哦,感谢您的参与。”杨锐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
“我再介绍一下自己,普利策。我是斯德哥尔摩人。我从小的时候,每年最喜欢的节日,就是诺贝尔奖颁奖式。”普利策笑笑,道:“那个时候的斯德哥尔摩,是一个最热闹的地方,我们喝酒,欢笑,一起看真正的科学家获奖。”
杨锐微微点头。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哪怕是最活泼的瑞典人,也没有最腼腆的美国人外向,喝了酒之后除外。”普利策举了举自己拿在手里的酒杯,道:“杨锐先生,阿斯特拉公司认为,您在G蛋白偶联受体和PCR方面的研究,具有令人称赞的独创性,令人称道的影响力,您理应获得诺贝尔奖。”
“阿斯特拉公司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
“非常感谢你们的赞赏。”杨锐不禁抬头。这就是他来瑞典的意义所在了,他得告诉人们,这里有人有资格能得诺奖,这个人愿意得诺奖。
不过,阿斯特拉公司原本就是最容易征服的瑞典公司,他们和捷利康的关系,他们身为制药公司的没节操,都决定了他们更愿意支持杨锐。但是,从踏脚石的角度来看,阿斯特拉公司又显的意义非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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