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是不指望诺贝尔奖的。
正常人思考诺贝尔奖,或者幻想诺贝尔奖的时间,都是在生命的前三十年,之后,他们见识到真正的科研的难度之后,就会丧失勇气,放弃希望了。
全世界一年只有一个的科学奖,在绝望性上,可以用百米跑来形容——皇冠上的明珠,就放在你的面前,跑一次,你就知道差距了。
绝大多数的科研人,他们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实只要做出一项技术发明,就很满足了。
若是谁能做出一个完整的技术发明,已经足够令大部分学者和技术员羡慕了。
至于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是一座摩天大楼,越是靠近它的人,就越需要仰望。
也是因为这样,凌志明才会对杨锐的到来不屑一顾。
也是因为这样,杨锐拿出来的动态质量重置法,才会受到无数制药公司的技术员们的追捧。
产业界的研究员,基本都放弃了在学术上的成就了,但是,他们看到这种方便的能够检测活性物质的技术,却是激动的挪不动腿。
杨锐的讲座,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都维持了火爆的状态。
已经到了斯德哥尔摩的人,自然是要将杨锐的讲座听完的,而此前没有关注到最新消息的技术员,又在不断的涌向斯德哥尔摩。
杨锐之前做讲座的内容,早就被人整理成文本,散步了出去。
即使能够能够同步,仍然有许多制药公司,愿意将人手派过来,了解最新消息。
在制药公司里工作的技术员们,更是迫不及待的来到斯德哥尔摩。
大部分人,都是专程来听杨锐的讲座的。
之所以千里迢迢的专程而来,是因为当堂听课的效率更高——动态质量重置法是一项技术,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你看一眼就能知道的文学材料,它是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技术。
而来到斯德哥尔摩的技术员,与其说是来体会杨锐的“技术发布会”,不如说,他们就是为了提高效率来学习的。
有人讲课,总比自学的效率高。
随着各家制药公司的技术员的到来,渐渐的也吸引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有的人,就此跑来了斯德哥尔摩,既是听杨锐的讲座,也是与同行交流,或者,干脆就是与各家制药公司交流。
对于生物学家们来说,最容易得到经费的地方,就是财大气粗的制药公司了。
只要项目的方向相关,制药公司们给起钱来也是非常大方的。
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制药公司,他们出于避税等方面的考虑,往往关联着资本雄厚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资金,虽然大部分是他们不能动用的钱,但是,投给科研单位的话,却是畅通无阻的。对于欧美学者来说,争取这种第三方资金,是比争取国家资金还要重要的事。
短短的几天时间,斯德哥尔摩就像是一座生物学的旋涡,将各方人等,都给拉扯了过来。
杨锐更显的如鱼得水。
他的肚子里有的是存货,又做了这么久的大项目,在各方面的积累都不逊色于其他的学者,对于这种不是学术会议的会议,自然是手到擒来。
斯德哥尔摩一向是欧洲科学的集散地,被杨锐强力一搅,更是吸引力倍增。
斯德哥尔摩的存在相对于学界来说,就像是瑞士的银行业相对于商界一样,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出差来这里,尤其是对欧洲的学术界人士来说,出差去斯德哥尔摩实在是太平常的事了,而且,越是站在学界前沿的学者,就越是关注斯德哥尔摩的动向。
他们就像是杨锐一样,随时都在寻找到瑞典刷脸的机会。
瑞典能够维持一个学术集散地的状态,也是源于此。任何机构在瑞典召开学术会议,都更容易邀请到学科前沿的学者,这些想要刷脸的高端学者,或者会觉得去美国浪费时间,会觉得去巴黎浪费时间,但他们都不排斥来到波罗的海之滨。
如今,杨锐搅动的旋涡,更是给了他们充沛的理由。
有刷脸的机会,为什么不来。
甚至到了周末,正在美国为人体基因组计划忙的焦头烂额的达尔贝科,也飞抵了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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