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王维：天之骄子的陨落

    一

    入了秋，靠近皇城的崇仁坊一带就热闹起来，全国各地涌来的年轻人把旅店塞得满满的。靠近皇城、东市、崇仁坊与平康坊一带充斥着高官显贵，是长安寸土寸金的中心地段。哪怕又贵又挤，这些年轻人依然选择住在崇仁坊——这是准备冬天的进士科考试最好的地段：崇仁坊离科举考试和放榜的吏部选院及礼部南院仅仅一街之隔，崇仁坊的南面是达官贵人聚居的平康坊，带着誊抄好的诗卷不用走几步就能去高官贵戚家混个脸熟。抬起头，还能望见穿透官衙、酒家和重重低矮屋檐的大慈恩寺高塔。

    在这些挤挤攘攘的举子中间，也许就有王维。

    岐王府邀请他参加宴会的仆从已经轻车熟路，捧着精致华丽的衣服等待王维。在所有他参与的宴会中，这是最重要的一场：他要去说服玉真公主改变主意，不能失败。

    吏部考进士，卷子不糊名。一个没有高贵父姓的外地人，在权势堆叠而成的大城市里，要想让主考官认得他的名字，就必须与那些才华横溢又举目无亲的天才前辈们一样一家一家投递自己的诗卷，指望有贵戚欣赏提携。贵戚中最靠近皇帝的那几个，是玉真公主，还有岐王、薛王等几个当朝皇帝的兄弟。

    唐明皇李隆基继位之后，把自己在隆庆坊的旧宅改成了兴庆宫，在胜业坊赐宁王、薛王宅邸，申王、岐王住在安兴坊，几个兄弟都环绕兴庆宫住着。从岐王家的院子里，可以看见兴庆宫内的花萼相辉楼。取《诗经·常棣》篇的意思：“常棣之华，萼不韡韡（wěi）。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皇帝登楼，听见从兄弟家里传出的音乐，就把他们都叫到楼上来，挤在一张榻上一起听歌，或者干脆跑去兄弟家里，一道唱歌跳舞赋诗。天下人便都知道当今天子兄弟和睦友爱。不仅与太宗、高宗时大不一样，甚至古往今来也没有感情这么好的皇家兄弟。

    讨好爱好音乐与诗歌的这几个亲王，就是考生们靠近政治中心的捷径。而王维，他甚至不用排队去挤，自然有视他如师如友的岐王早早派人来请。岐王爱画，爱音乐，爱文学。王维因为音乐与诗歌的才能被岐王看重，成为他宴会的常客。很快他也有了名气。但当他向岐王提出请他保举的时候，他听说了不幸的消息——因为有玉真公主的支持，张九皋已经预定了京兆解头[12]的席位。

    岐王于是替王维精心策划了这一次去玉真公主面前露脸的宴会：找出你从前写过的诗，风格清越朗朗上口的，挑十篇来，新出的琵琶曲，曲调怨切的，选一首。我们一起去拜见公主。

    比起赴宴，他更想要去长安城星罗棋布的寺院里再看一看那些著名的壁画。绘画是存在他记忆里的本能。他熟知吴道子简劲飘逸的线条，也模仿李思训笔笔密描的细腻，这是他从小练习的传统。但在一间寺院的东西墙壁上同时看见李思训和吴道子，是一种奢侈。在长安城错落棋布的佛塔下，一百多间寺院精心粉白的墙壁上，有不重样的吴道子和李思训，也有与他差不多年纪的年轻画家，他甚至可以亲眼在奉恩寺看见尉迟乙僧传说中源出于阗，专注晕染不重线条的凹凸画法。

    李思训是不愁吃穿的皇亲国戚，吴道子是大书法家张旭的弟子，早早就知道自己这一生只爱画画。而王维，他还有许多顾虑，专注于画画是个太不懂事的奢望。父亲在他年幼时便去世了，这个已经不再显赫甚至有点捉襟见肘的家庭在他身上寄予全部希望。十五岁这年，家里走了一点儿关系，让他从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市）直接到长安来参加京兆会试。

    科举分举试和铨选。吏部考功员外郎负责接收州府或者学馆考试胜出的举子，而后移交给吏部铨选，吏部会再加考两道判词，然后接纳举子为“选人”，这就是“关试”。成为选人才能够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被授官。比起在蒲城接连参加乡试、府试才能拿到名次，到京城参加吏部关试，在京兆会试取得好成绩，是个捷径——几乎可以预定吏部关试的席位。作为长子，作为八岁就能写诗，擅长草隶的神童，王维接受了家庭能提供的所有资源，家族的未来是他必须一并承担的责任。

    旅馆在闹市，慈恩寺大戏场开“俗讲”[13]，纷纷喧闹声总涌进房间里。善男信女争着去听名僧吟哦经卷里的佛本生故事，名画家们同时在寺院墙壁上绘画菩萨。但王维必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誊抄风格各异的诗篇，在预备献给贵人的诗卷里标注写作每首诗的年龄。他在诗卷里选择的诗篇也照顾到了不同的口味。“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他可以慷慨激昂；“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他也可以模仿陶渊明隐逸的趣味；他也写“良人玉勒乘骢（cōng）马，侍女金盘脍鲤鱼”——他当然准备好赞美盛世的繁华。他在这些诗篇下骄傲地标注下年龄：十八岁，十九岁。他就可以写出别人一辈子也写不出的诗篇。

    再有空余的时间，为了维持二弟王缙和自己在长安的花销，他还要接一点儿替人写碑文的私活。重阳节也是这样过的。长安天气很好，明艳和暖的秋日高阳透过窗棂照到他的脚面上，在家乡的三个弟弟一定应着节俗头插茱萸登山去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二十岁不到的异乡人王维不能浪费太多才华记录自己的孤独，他必须迅速地收拾心情、面目、装扮与才情，去打动公主，为自己赢得一张官场的入场券。

    二

    一班乐工簇拥着盛装的王维出现在公主面前时，见多了流行的公主也收起了她倦倦无聊的表情：王维本就年轻，又生得白而美，衣文锦绣，站在那里，挺拔且有风姿，正是公主喜欢的那一类伶人。公主立刻转头问岐王：这是谁？岐王说：是知音人。

    于是王维坐下，独奏他准备的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一曲终了，公主忍不住向他搭话。不仅问了曲子的名字，又问他：你会写诗吗？王维按照计划献出怀中抄录好的诗作。公主吃了一惊——正是她平时吟诵的诗篇，便知道，面前通音律的美少年就是诗篇传遍长安的王维，立刻让他换下戏服，坐在身边。

    王维知道，这就是他唯一的机会了。他调动所有的口才与幽默，陪着公主贵客闲谈。许久之后，公主终于问：为什么不去考科举呢？

    岐王为王维说，如果不能中解头，他就不考，公主已经替人保举的张九皋……公主赶紧转头对王维说：那是其他人拜托我的，但如果你考，我一定保举你呀！

    王维扮作伶人献艺，陪聊天，终于换来登第的机会。

    他以才华交换权力的提携，至于他心里本是怎么想的，没人问，不重要。甚至他自己，也不想知道，只怕比别人慢了一步，就赶不上。

    宁王宪喜爱邻家卖饼郎的妻子，重金买来，宠惜逾等。过了好几年又在宴会上把卖饼郎叫来，问她：你还想不想他？卖饼郎妻只是看着讷讷的穷前夫，静默不语，双泪垂颊。宁王很喜欢这场景的戏剧性，又命满座文士赋诗。满座文士都惊异于权力践踏情感的肆意。物伤其类，凄惶非常。只有王维，抢着第一个，提笔诗成。

    进士登第，又通过吏部铨试，便由吏部“注拟”授官——吏部统计好有缺的官位，拟定填补的人选。吏部注拟必须当着选人的面唱名注示，征求选人的意见。如果选人不满意，则在三日内写出退官报告，三日后，再次参加第二次注拟。这样的机会有三次，所以又叫“三唱三注”。

    轮到王维注拟时，给他的位子是太乐丞，掌管祭祀音乐。这并不是进士出身最理想的官位。人人都想做校书郎、正字，锻炼公文，将来提拔，才好离皇帝近些，去做起草文书的翰林。甚至，太乐丞在唐初贞观之前，都是被读书人看不起的“浊官”，直到进士王绩为了喝到太乐令酿的酒，吏部三次给他安排职位，他都以在吏部选院大喊不去的执拗得到太乐丞的职位。从此，才渐渐有进士做太乐丞。

    王维没有拒绝这不合意的职位。作为家里的长子，后头有四个没有工作的弟弟，还有没嫁人的妹妹，他得先在长安谋到一个体面的地位，有稳定的收入才能支持家里。太乐丞从八品下，每年有禄米五十石，在京城周围有二顷多职田，每月还有包括用人、车马等杂费的奉料。官任三到四年，一任过后，还有升迁的机会。他对未来很有信心。有岐王等亲王的提携，他比别的新晋朝官更靠近政治的中心。

    开元九年（721年），王维做太乐丞的第一年。七月，岐王、薛王仓促间接到皇命离开京城去做华州、同州刺史。唐代险要州郡的刺史向来是亲王挂名，但真正赴任的，在玄宗朝却不多。皇帝下制勒令亲王赴任只是风暴眼最外围的狂风。在风眼之内，是玄宗对于兄弟们觊觎自己权力的震怒：开元八年（720年），爱好算命的驸马都尉裴虚己带着预言天命的谶言去找岐王，很快被告发。这一行动的动机被反复揣摩：皇帝早就把预言天命、有关谶纬[14]（chèn wěi）的书列为禁书，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够预言天命，也没有人能比他更正统地把握权力。驸马与亲王难道图谋不轨吗？曾经亲自为兄弟煮药，甚至被火焰燎着胡须也不在意的皇帝严厉地下发禁令，禁止诸王与大臣交游。与岐王、薛王交好的大臣先后被贬。这严厉的惩罚波及了与岐王交好的许多大臣。王维为岐王家夜宴写诗，与岐王一起去杨氏别业写诗，陪岐王去九成宫避暑也写了诗，整个长安都知道，王维是岐王的人。

    王维被贬济州司仓参军，不得停留，立刻动身。

    三

    按照拥有户口的数量，唐代把天下各州分为上、中、下州，参军的品位也随着州县的重要性从七品下到从八品下不等。济州（今山东济宁附近）偏远贫穷，人烟稀少，向来是贬官的热门选择。

    二十出头的王维，熟悉的是金盘脍鲤鱼、螺钿嵌琵琶、画阁朱楼燃亮夜的巨烛灯火。现在他面对的是深巷陋室，菜地、药圃、农书。他的琵琶久悬，画纸也不展了——没有知音，还显得怪神经的。也还写诗，描述请他吃饭的大爷家里的日常——“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读者就是这些，不能用典太深。甚至他们能不能领悟他花许多功夫琢磨出来的，五言律诗中间两联最自得的对句，也是个问题。

    但诗写得也不多，因有一份不重要，钱很少，却很繁杂的工作。他做司仓参军，负责账本和户口。管青苗，储备粮，负责地税征收、庖厨、仓库、田园、市肆。甚至，仓库里每天粮食马料进出，农民借了种子还回来的米是否足额都是他的管辖范围。

    他才二十岁，已经开始想象在济州终老的惨象。想回到长安，也怕是两鬓斑白，很久很久的将来。一般的官员一年一考，四考任满，可以离任等待提拔。但他是贬官，赦免才能离开。但等待一次大赦，也不知道等到哪一年。

    但大赦其实来得不晚，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东封泰山，两次大赦天下。王维也得到赦免，回到长安，等待吏部“判补”——吏部冬天铨选，考核他的政绩，再次授官。下一年，吏部叫他去河南共城县附近淇水边，做一个钱少活重又无足轻重的小官。做了一段时间，百无聊赖的王维弃官而去，隐居在终南山。终南山林壑葱郁，是隐居的好地方。同时，终南山的隐士也有关注政治的传统，朝堂上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能够成为他们飞黄腾达的机遇。岐王失势了，王维必须找到提携他的下一任贵人。

    王维的运气并不坏。朝堂上的政治新星是风度、文采俱佳的张九龄。这个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样名句子的诗人，因为风雅的气质，正受到皇帝最热烈的宠爱。官员上朝需要携带笏（hù）板[15]，记录朝见君王时需要上奏的事项，也方便记下皇帝的旨意。别人上朝把笏板往腰带里一塞便上马而去，张九龄却不。因为体弱有疾，他专有一仆捧着装有笏板的囊袋跟在马后，反而从容潇洒。从此，用笏囊成了风靡长安的时尚，以至于玄宗每次见人之前都要问一句：此人风度比张九龄如何？

    王维立刻献诗张九龄。他知道，与岐王一样，张九龄定然欣赏他的文学才能。果然，不久之后，他被起用做右拾遗，重新回到了长安。但他这次回来，朝中林立的山头，对峙的派别，如翻覆的棋局，正瞬息万变。

    四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长安暴雨连天，粮食歉收，物价飞涨。玄宗被迫带着朝廷去洛阳找饭吃，国子监的学生食堂关闭，长安开太仓米两百万石，赈济四十万户——几乎每一户长安居民都需要赈济。基本的产粮区都出现了灾荒，国无三年之储蓄。开源节流，都迫在眉睫。同时，北庭都护[16]谋反，唐与突骑施汗国[17]已经剑拔弩张。在这样紧急的时候，玄宗起用张九龄与裴耀卿做中书令和中书侍郎，负责战事与漕运；李林甫做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特别负责整顿赋税，裁汰官僚机构的冗员。

    玄宗时代，宰相并无品秩，甚至不是一个固定职位，五品以上官员，只要参与“平章事”便是做“宰相”。所以，宰相有许多不固定的名称：“参知政事”，在本官后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等。唯有“中书令”算是宰相的正名。李林甫、裴耀卿、张九龄都是宰相，张九龄为尊。

    皇帝爱文学。科举选拔来的都是文学蕴藉的诗人，张九龄的朋友严挺之主持科举，更是把诗人们自然地聚拢在张九龄周围。相反，李林甫也有一些朋友，只有政治经验却没文化。这些人被圈在诗人们用鄙视的眼光铸成的链条里，根本没被诗人们正眼瞧过。严挺之曾经与李林甫的朋友户部侍郎萧炅（jiǒng）一道参加葬礼。萧炅摇头晃脑地把《礼记》“蒸尝伏腊”，读成“蒸尝伏‘猎’”。严挺之心里发笑，嘴上却问：“蒸尝伏什么？”不觉有错的萧炅便又大声道：“蒸尝伏猎！”严挺之转头便把笑话告诉了张九龄，并立刻奏上要把他调出去做岐州刺史。尚书省里哪能留这样的文盲！

    李林甫不与他们争口舌之快。玩起政治经验和手段，张九龄这派的文化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蔚州刺史王元琰贪污，严挺之想救他，李林甫立刻上奏严挺之与张九龄的交情，这一件贪污案从此成为张九龄结党的证据。皇帝立刻罢相张九龄，以李林甫代替。朝堂上风向一变，原先风头正劲的诗人官员们立刻感受到官位的岌岌可危。

    右拾遗王维未必认为自己是张九龄一党，他也不是没有努力向李林甫示好。他们一同扈从玄宗去华清宫泡温泉，李林甫写了一首诗，也抄了一份给王维。王维立刻回了一首，极尽阿谀奉承：丞相您无为而治，创造了现在这样的好时代；您不仅有谋略，还有文采。在您的智慧领导之下，我们总是打胜仗，真是让人如沐春风。他们还有另一项共同语言：李林甫擅长丹青绘画，王维便在嘉猷观李林甫家的墙壁上留过壁画。

    但李林甫并没有向王维表示出任何的亲厚。像他这样陷在政争中的官员，如同在素色丝帛上的图画，每一笔都是旁人决定亲疏的证据。而王维，他这张帛画上早有太多让李林甫不喜欢的图案。王维回到长安，刚做右拾遗没多久，又为张九龄写过一首肉麻的诗，先说自己“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是隐者不求闻达只求舒心的风度。但很快一转，吹捧张九龄是“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张九龄是为苍生谋划的大君子，他王维跪在张九龄面前自陈，求他收留自己在帐下为他出谋划策。他又发挥文笔，为张九龄撰写了《京兆尹张公德政碑》，煌煌立在通衢（qú）大道[18]边，每有过客都能一睹一代文豪王维酣畅淋漓的文采。

    “德政碑”是当时的流行，百姓以此拍马屁，官员以此为政绩，好看不庸俗，堪称给官员的送礼良选。但是，李林甫最恨这样风雅的吹捧。曾经，国子监的学生也为李林甫立过一块碑：开元十四年（726年），李林甫做国子监司业，查老师教学质量，罚学生酗酒闹事，考试不及格的开除，学风大振。学生们悄悄在国学都堂前替他立了一块碑。释奠日大典礼，所有人到齐，学生隆重揭幕。李林甫看了，神色一厉，质问祭酒：“我有什么功德？谁教你们立碑的？”学生们吓得连夜琢灭碑文。

    对于对他没用的人，李林甫根本没兴趣搭理。现在，他是中书令了，裁汰冗员，改革官员薪金制度首先就要找只会写诗发议论却不做实事的文化人开刀。

    在他主持编写的《唐六典》里，李林甫详细记载了这次改革的成果：裁减门下省、殿中省、太常寺、光禄寺等部门一百多名官员。在外官当中，实行“年资考”。开元以来，年年开科取士，选拔出来的候补官员远远多于官职的岗位需要。进士们自恃才高，甚至曾经围堵考功员外郎，聚众闹事。为了解决冗员，李林甫推行年资，严格按照资历授官，有官职空缺，先论资排辈，从最老资格的官员开始递补，官职少而候补官员多的时候，资历浅的便只有等。

    按照惯例，六品以下官一年一考，四考任满，有新的位置空出来则转迁；没有，则五考任满。王维便屡屡陷入在这样无休止的等待里，又不能弃官而去。十多年前，王维从长安去淇上赴任时经过苏门山，是西晋阮籍曾经拜访隐士孙登的名山。山高巍峨，林木葱郁，千年不变。竹林间，隐士当年与阮籍长啸歌咏的石台已经被当地人口耳相传成了名胜。阮籍的《咏怀诗》王维年轻时也读过，是技巧，是典范。但这样一个黄昏，站在古代诗人曾经登临的山顶，他切切感到阮籍和他同时代的人被紧紧困在里面的日常，那张翻覆无常的“世网”。作为王家的长子，他有不能逃开的理由：“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

    官做得无聊透顶，却依然要假笑着奉制为宫里画画，还要写诗祝贺修道教走火入魔的玄宗皇帝见到了老子真容，并与僚友互相吹捧。天宝四载（745年），王维做侍御史的第四年，他写诗给朝中新贵咸苑，赞扬他通梵语，有才华。苑咸回诗给王维说：您是当代诗匠，又精禅理，您对我是谬赞。只是您很久都没有升迁了，真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时运不好。苑咸是开元末制科出身，因为张九龄举荐才做了一个司经校书，论年资出身都是王维的晚辈。只是此时苑咸做中书舍人知制诰，与李林甫的私交很好，玄宗皇帝赐给李林甫的药、螃蟹、车螯、蛤蜊、甘露羹都由苑咸代李林甫起草答谢，很是得意。得意了，便可以毫无顾忌地写诗嘲笑王维“久不迁”。而王维，为了维持诗人的骄傲与朝官的体面，面对这样露骨的嘲讽，甚至不能露出一点儿不高兴。王维很快回了诗，“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谢谢你替我可惜，可惜丞相他不欢迎我。

    五

    现在，王维总结自己的人生：“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徒闻跃马年，苦无出人智。”——少年时有点儿蠢，别人做什么他也要做，并且一定要出人头地做到最好，但其实，在所有被称颂的才华里，他并没有钻营往上爬的聪明劲儿。活到一把年纪，不上不下的正卡在其中。别的官员每五日一朝，他却是常参官——文官五品以上，以及御史、拾遗等对皇帝直接负责的官员，每日都要进宫去上班。王维每天半夜起床，无论风雨赶在日出前到达皇城门口，出示标明身份的鱼符与内廷留底相互验证，然后等待开门上班。到了中午，在食堂吃过午饭就下班回家。看着风光，不过是庞大官僚系统里一颗没找对地方的螺丝钉。

    二十岁中进士时一骑当先的风光，终于从优越感转为一种负累。不能在做官的道路上一骑绝尘，就是一种丢人。辜负自己，辜负对他有所请托的亲故。无聊、尴尬，脸上却不能表现出一点儿不悦。

    他曾经得到岐王引为师友的情谊，张九龄惺惺相惜的提携，但他因为与他们走得近而遭到的厄运并不比他得到的便利少。这真是佛家说的“诸行无常”。在这个巨大的机器里，他只能任凭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压榨他的天才、他的骄傲，他一天一天，可以用来成就诗歌、绘画，却终于浪费在案牍间的时间。他曾经对未来无限精彩的向往已经与过去的时间一同流逝。现在，他清晰预见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走向与结局，并冷漠地望着它以每日一步的距离不紧不慢地靠近。

    开元、天宝年间，因为玄宗皇帝雅好文艺，在长安坊巷间漫游总能听见后世如雷贯耳的名字。但他们大多数也不能过理想中满意的生活，很辛苦。有人辛苦就抱怨，抱着酒坛子敲着碗高唱“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转头就又向当朝宰相献诗去了；也有人辛苦就跑了，潇潇洒洒唱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到齐鲁、吴越旅游，到庐山隐居去。更多的人，熬着年资当了官，甚至高官，但更不开心。甚至那个从来高傲，写“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张九龄，也要在李林甫咄咄逼人的时候写诗求饶，说自己是一只承春暂来的小燕子，没想跟谁争，也求鹰隼莫相猜。

    但是王维，他感到辛苦漫长难熬永无止境的时候，不吵不闹，默默背过身去，把人生所要遭遇的痛厄，作为一种必要的忍受。

    他最年轻得意的时候，长安有佛寺一百多所，佛塔林立，是城市里显目的地标。他在长安城里漫游，也常常与大德高僧闲谈，他为大荐福寺画壁，也开始向专研“顿悟成佛”的南宗顿门的道光禅师学习顿教。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几十年如一日地吃斋茹素，虔诚礼佛。这是母亲选择面对困厄的方式。他名维，字摩诘，最直白地尊奉佛教里最有智慧的居士维摩诘，冥冥中隐约指点着他走到无路可走时的人生方向。

    但王维与佛教的距离也到此为止，他不能更进一步舍身为僧。那又是另一个论资排辈的势利场。《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禅师碑铭》是王维受托写的，他没有拒绝的权利。净觉禅师，不只是高僧大德，更是唐中宗韦皇后的弟弟。他在大安国寺，外家公主，长跪献衣，高官贵人为他洒扫出行的路途。王维交往的僧人，大多与皇室牵绊不清，保持着各取所需的距离。求佛道，入山林，割肉施鸟兽，炼指烧臂，只属于选择披荆斩棘的少数人。哪怕是在去往彼岸净土的这条船上，也塞满人间势与利的杂心。

    僧与俗，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同路人。在这样没有出路的夹缝里，只好把注意力加倍集中在日常生活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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