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皖军还是很强的,又都集中于直隶一带,兵力调动上比直系军队四下散乱有巨大优势。
当直军前锋抵涿州后,段祺瑞自任“定国军”总司令,徐树铮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段芝贵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两路:皖军西路以段芝贵为司令,辖第十五师刘询、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第3师陈文运所部,自涿州攻占高碑店,兵力约四万人;皖军东路军以徐树铮为司令,兵力为边防第2师、陆军第9、第13师,及三个混成旅,约六万人。
直军也分两路对抗:西路总指挥为吴佩孚,后路总指挥为王承斌,东路总指挥为曹锳,兵力为第3师及曹铰、王承斌、萧耀南、彭寿莘等混成旅,约四万余人。
相较之下,直军以四万对十万,从数量上较占劣势。不过直军都是百战精兵,都是在与南军交火的前线血雨腥风里闯出来的,实战能力要远比皖系的强。特别是吴佩孚的第三师向来是征南的主力人选,军心士气战斗力在北洋都是冠绝,曹锟就是靠着他的这股生力军才能在直皖系中间骑墙的。
而皖系都是各省驻防军临时抽调的,本身跨省作战就有诸多不便,与南方作战时更是都缩在后面想捡现成便宜。战争的弦一绷紧,心里上就先怯了。更别说新建的边防军三师四旅,纯粹是数量上吓人,新兵蛋子们都未见过血,这样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而且最要命的是将也无战心,包括作为统帅的段祺瑞在内。
北洋军阀看似团体众多,但追溯不过两代便大多同宗,一些彼此是同学、同乡甚至邻居,他们之间很多人的分歧并非不可调和,他们之间你中有我。如直皖战争中皖系参战一师即为冯国璋原来带往京畿的卫队,所以在抵前线前即宣告中立,而“边防军”中不少官兵与直军将士“非姻即故,相率表示不战”,“谓如欲该军作战,除非将军官另换一班”。
段军第一路将领曲同丰誓师时,也不知道为何而战,困于无词可措,仅对兵士说:“这次战争,名义上是说不出来的。不过我们不打过去,人家就打过来。”又对官佐说:“这回的打仗,是我们受过军校军事教育者,同那些没有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的战争。”以此来给皖军将士打气。
段祺瑞也在战争中行仁义。比较两军战斗力,皖军有航空军及重炮队,直军没有,且无射击飞机之高炮,皖军明显居于优势。但段祺瑞不忍严令航空队施掷炸|弹,并令重炮队“非至万不得已之时,不准施放重炮”。
这个仗还怎么打!
所以后来尚其亨分析皖军挫败原因时说:“皖军之败,虽与天降暴雨及皖军内变有关,但所以致败之重要原因则在‘行军重视仁义’。”
张作霖见皖系军队主力已调向北京以南,后方空虚,准备乘机起事。他以破获了皖系派人在东三省有颠覆活动为名,宣布徐树铮八大罪状,并通电清君侧。
为避免两线作战,段祺瑞要求徐世昌以总统令要求各路军队退回原防,这样一来,奉军则不得入关。张作霖一不做二不休,联系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
“…视东海(总统徐世昌字)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日人,又将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订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这个电报末尾且指责段祺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很廉洁,它指出:“天津义租界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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