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发难的是《人民党报》,它在次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冯系军人擅动军队强杀中央大员,军阀力量不除何以捍卫国家尊严》的社论,对张之江、陆承武展开笔诛,更影射此一事件是受冯玉祥指使,或应当追究冯之治军不严之罪,以慰天下。
接着人民党控制下的宣传机构扑天盖地渲染此一事件:《京报》、《大公报》、《民报》等皆应声而起,华北第一家无线广播电台“中央无线电台”也用滚动式的新闻播报方式持续给冯军抹黑。
张氏父子通过种种渠道向冯玉祥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在此形势下,冯玉祥必须辞职以谢其咎,否则中央政|府将明令予以撤职,并追究其部下纵兵行凶之罪;若其不然,则为维护中央权威,明令讨伐亦在所不惜!
张汉卿可不是说说,他对冯玉祥在直奉大战中的待价而沽深恶痛疾好久了,一直忍到现在。
现在冯玉祥的国民二军完全处在人民军与奉军的包围之中:华中人民军已经枕戈待旦,华北驻军已经几路兵发,华东人民军已经截断其东向的可能,在北、东、中三方面面临极大压力的冯玉祥,除了拼死一搏外,只能向西面的阎锡山求以援手。
其实只是一个徐树铮而已,张汉卿大可不必为他讨这个公道,或者也就处罚陆承武即可。可是他非要这么大动肝火,是因为有各种消息表明冯玉祥手底不干净,这是他非常忌讳的。
除了战后从直系中大捞一笔,冯玉祥还不满足。据人民党中央调查部的情报显示,他从英国购买步|枪1万支,每支85元;子弹200万发,每百发12.5元;机关炮24门,每门7500元,共计128万元。
这笔账清楚地摆在张汉卿的案头。
在强大的奉系内部,冯玉祥有危机感是正常的。除了晋系,现在基本上中国所有的兵工厂都在奉系手里,他向外买些军火也正常,再说这些军火对人民军而言也没多少有分量的东西。张汉卿所在意的,是英国人变本加厉意图对华干涉,有谋求重新扶植其为代理人的倾向。
联想到直系向为英美扶持,虽然无惧,但总归是一个绊子,让人不爽。
更不爽的是冯玉祥还有勾结苏联的打算,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虽然与民国政|府签署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内心对其在华的利益被奉系清得一干二净还是十分在意的。张汉卿在外交强硬的同时也让苏联十分忌惮,因为如果奉系最终统一中国,将在东方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国家。
从其对中东路的执著,对摩阔崴、呼伦贝尔、外蒙古(此时这可是中国领土哎,毛子也敢混为一谈)局势悍然军事处置的决断看,其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能够不伤及其利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和平相处(这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统一对其不利。
而且苏联的这一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在正史上,他积极承认日本人扶持起来的满洲国,目的就是用分裂|中国来满足日本的胃口,达到苏日和平的目的的。
在苏俄没成气候前,它强烈地盼望中国能够强大起来给它以助力,然而当中国真的强大起来时,它又从长远考虑想对其进行牵制。这就像那部著名的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中所提到的人类行为学第一课:“你朋友不及格,你感觉很糟;朋友考第一,你感觉更糟!”
为了稍做牵制,所以苏联政|府对活跃在中国各地的军阀力量都进行了不倦的沟通,也有许多“友好”的举动:它四处向这些武装势力赠送或者低价贩卖军火以维持与其的“友谊”。
还在直奉控制中央之时,苏联(当时还是苏俄)就对孙逸仙的援助诉求大感兴趣,差一点接下孙逸仙“从蒙古或新疆经甘肃”援助其军火的差使。后来经过缜密的分析得出结论:以中国少帅对此两地的控制和重视力度,以及这位少帅敏感的神经,这个差使不好做。
当然他们还是派来了越飞,亲自与孙逸仙谈判试图搞些什么,但是没等结果出来,陈炯明和人民军先后与广东国民军进行了炮战。随着国民军的一败涂地,这事就黄了。
然后中苏正式建交,苏联插手中国内政的动作就更方便了。不过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势力可与奉系相抗衡,人民军对任何一支力量都是吊打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消停了好一会,最后选择了冯玉祥和阎锡山。
阎、冯是国民军的主力,是孙逸仙思想的延续,有或多或少的“情谊”在。
阎锡山在太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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