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
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在当时的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据说新盖的30栋西式砖房,一人一栋。条件优越得无可挑剔,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全配备,应有尽有…
这也是民国时代被称为“知识分子天堂”的由来,由此塑造了他们的风骨: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虽非圣人亦不远矣。他们的人格、骨气、言论经得起跨世纪的检验,可谓历久弥新。
时至今日,在他们中间我们找不到反皿煮的教授、找不到污蔑国民素质低的教授、更找不到自愿去势的阉人教授。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奉行君子不党的教授、不合作的教授、拒不做官的教授、视尊严为生命的教授…
蒋介石历来被宣扬为独裁,但在他的治下,知识分子还是有尊严的:北伐成功后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看完通知,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还幽了一默:“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就是在国民党后期,他还是能够接受(或者说是容忍?)文人的恃才放旷:像唯一的敢翘着二郎腿和他说话的傅斯年,名言就是(教授当官)“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像张奚若的“若有机会便请蒋(介石)先生滚蛋”;像马寅初的“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他们的收入和尊严,是用知识分子的骨气挣来的。时移世易,对比之下,无论学识品格、还是胆识风骨,今日曰教授者,能有几人能超越他们的同行?
有比较才会有感觉。根据统计,当时普通乡下的佣工的薪资是每月一元;一般中小城市里人力车夫和保姆可挣到每月三元;普通工人的月薪为八元左右,像成都因为后发,起初都小于这个数。
当然,技术人员因为掌握着一定的文化和技能,其实是介于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之间的一个阶层、或者说是融二合一的身份,在这个世界大放异彩。像当时能与津沪媲美的青岛产业工人中的最优者----技师,最多可拿到月薪24元,直抵一个教授,这也算是知识致富的例子吧。
对此,张汉卿认为是值得的。想一想民国初层出不穷的文学大家、学贯中西的人物星载斗量就知道,这些待遇对他们来说,只是略补偿于万一。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国家才有希望。
所以尽管经济建设亟需资金,张汉卿还是要求国务院要尽一切可能给教师拨出资金,提高其待遇,改善其工作条件。
当然,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在,像民国时的士兵,每月可拿大洋十元,而被北洋政|府钦封的各路上将,竟有每月八百元之多!
诚然,军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以命来换全家的口粮似乎有情可原,但是一个上将…连后世的政|府都要严格限制国企老总与职工收入的最高比例,这个差额也太大了!在统一后的民国,将官以上的收入普遍比之前锐减五倍以上。
为了在全社会灌输知识兴国的观念,张汉卿更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所有的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规模,不得好于辖下任一所中小学校;
所有中小学校的建筑强度,均不得低于当地政|府单位的办公建筑;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拖欠教师工资,即使是贫困地区,也要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教育中来。
财政部专款专用,将教育经费优先保证----张汉卿曾经专门为此在人民党政治局会议上再三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国家和地方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学校,并计划在全国普及五年制义务教育。
对于占用教育资源,违反以上法令的地方政|府,一经发现,行政一把手直接记过并在三年内不得晋升,违规之单位主管将视情节轻重被给予降级、撤职甚至开除等处罚,并限期予以改正,报经当地立法机构裁处。
在民国之初,为了弥补若干年动荡与腐败所导致的与先进国家的教育落差,国家鼓励私人办学,利用一切办法达成国民识字率、适龄学生入学率与高等教育规模。所有各地政|府对于官员的晋升办法,除考查其对于经济的贡献,在教育方面的表现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