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倭人幕府,必先防内而后战外,久战对倭国不利。”
报出了一个叫在场三人都惊讶的“二百万两军费”之后,三人顿时一惊。
“两百万两?”
虽知道此战应该不会比征准噶尔花的多,但要说只花两百万两,着实不敢相信。
“两百万两。最多上浮不过几十万两顶天了。”
趁着众人惊诧不信的机会,他又重复了一遍。
只不过刘钰这也算是打了个埋伏,玩了个障眼法。
之前海军造舰、兴建海军的钱,不算。
军改、新军训练、换装的钱不算。
后勤运输用将来的贸易垄断权外包给了贸易公司,这也不算。
开战期间的军队正常军饷,也不算,反正不打仗也得花钱养兵。
这么一说,给出的这个两百万的数额,听起来就叫人震惊了。
两百万两,看似挺多,可对于大顺这样的体量而言,其实干不成什么事。
虽然也知道日本不是太强,但有前朝在朝鲜作战的经验,总觉得这最起码也得是个高句丽水准的大国。
二百万两把这么一个水准的大国打趴下,听起来就像是儿戏。
二百万两能干啥?
原来的户政府尚书卢挚垒对数字相当敏感,经历过当年征伐准噶尔的战争,当日可真算是花钱如流水,二百万两放在当年的西北,也就是听个响。
要不是刘钰当年兵出阿尔泰山,借大策零敦多布的诱敌深入之计,将计就计,一举击溃了准部主力,征准一战的钱,还得照着当年的一倍去花。
当然,事后这钱也没省下来。一番军改、造舰,把省下来的那点又都花进去了。
他觉得刘钰是不是算错了?
皇帝也是被这个数目搞得有些震惊,细细追问,虽心里信任刘钰,却也不敢相信会报这么个数。
可听刘钰详细一说,又觉得好像的确是这么回事。
听刘钰解释了一下钱都省在了哪,皇帝笑道:“江南的漕米,沿着运河走,京城要一分,百姓负担不下四分。征伐准噶尔,十成军粮,到了前线也只能剩下半成。一两银子一石的米,运到阿尔泰山,折算下来竟要二十两银子不止。”
“这征伐倭国,鹰娑伯给出的海运损耗,是十成取一。倭国相隔数千里,大海相隔,竟和从京城出兵打到张家口差不多?”
刘钰心道,战争花钱的大头,永远都是后勤。你从北京打到张家口,这粮食的消耗,还真不一定有从松江运粮到长崎多。再怎么说,南洋的商人可是能从暹罗运米去广东卖的,还有不少赚头。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在大海面前,已经不怎么对了。
又想,你要是当初征准噶尔的时候,规定运到哈密的米价是二两一石,商人早就吓跑了。但你要是打广东,告诉商人不管哪来的米,二两一石船到付款,只要有制海权,海商能把棺材本都拿出来去南洋买米。
鸦片战争的时候,从英国和印度运兵,打了两年,加上工资和新造的一些特殊船,一共才花了1200万两而已,这里面还把当兵的工资算在了里头。
从大顺去打日本,又不求占地,又不求统治,距离又近,把之前造舰、军改的钱都刨除在外、也不算军人的军饷工资,二百万两绝对足够。
最关键的一点,便是征倭一战,朝廷最头疼的后勤问题,“承包”给了贸易公司,朝廷一分钱不用花,所需的只是两年的对日贸易垄断权。
而之前刘钰插手之前,就大顺海关的收税水平,和走私横行的状态,对倭贸易的海关收入,一年也就大几千两银子。
对日贸易不是刘钰开创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但钱能流入到海军、作坊、军工等方向,则是刘钰主导的。
对朝廷来说,尤其是大顺这种古典陆权朝廷、认为英国出口补贴反给商人钱的英国丞相脑子有问题的朝廷而言,总觉得没拿到朝廷手里的钱,就等同于根本不存在。
大顺特殊的高地租、高利息的情况,是没办法成立银行搞债券国债的:老百姓没钱买、有钱的自己放贷或者买地,收益都比国债高得多,除非大顺朝廷能拿出年息百分之三十的高回报率,否则傻子才买国债。
而年息百分之三十的回报率,大顺朝廷是还不起的。
故而刘钰选择了这种极为让利的方式,用垄断权换战争国债,看上去让朝廷觉得一分钱没花,但实际上两年的垄断权,至少价值个二三百万两白银。
尤其是赶走荷兰人、放开朝鲜贸易、放开日本贸易信牌制度的情况下。
但只要不从府库里往外走,在朝廷看来,那就等于没花。至于垄断权预支……朝廷之前也没有预支的机会,这个自然也不算。
故而刘钰说的两百万两,水分极大。
这两百万两,也就是火药、炮弹、铅块、药材、抚恤金、杀敌饷之类的钱。本来松江今年的漕米就有一部分是要运到威海做军粮的,运到威海和运到长崎,对这些跑了无数次长崎的海商来说,差别真的不大。
如果换算成正常全算上的情况,当在八百万两左右;算上军改和造舰,更是当在一千三四百万两左右。